说到吴王李恪，很多人会立马联想到电视剧中那些偶像明星演绎的文韬武略的身姿，以及史书上唐太宗在想要立李恪为太子时的四个字评价：“英果类我”。
然而当真翻遍史书却会发现，除了这干巴巴的“英果类我”四个字外，能够找到的关于李恪实打实的“政绩”唯有劣迹斑斑：
《册府元龟》：权万纪为西韩州刺史。会吴王恪以骄纵被谴，拜万纪为长史。万纪厉其抗直，恪遂折节从之。
《唐会要卷第六十一御史臺中彈劾》：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
《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李恪因为表现不好被唐太宗斥责，就是因为打猎踩坏了老百姓的庄稼而被朝官弹劾，并被罢免了都督的头衔，还削去食邑300户;又或者是与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免都督的官职以及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
仅仅因为一点小错就导致都督的头衔多次被摘，甚至连封也连续被削去了600户，李恪这样的遭遇在当时的诸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原本身为都督的时候，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但被贬为刺史后，就只管辖安州一块地方。
从贞观十二年起，李恪在安州刺史一职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别的皇子都是风风光光地管理着好几州的封地，唯独李恪只能守着安州这一块封地度日如年，这样的惩罚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是不重。
如此一来就很令人费解了：为什么身为大唐的一介吴王，李恪的所作所为不仅根本无法体现他的“英果”之处，反而如此的令人失望?
不要以为李恪的品行如此恶劣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历史上项羽、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
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至于唐太宗对李恪的评价是“英果类我”，就更加是某些人断章取义的结果了。因为只要看看史书上记载的原文就可以知道，唐太宗说李恪“类己”是在意欲立储的时候。
其实看看西汉的赵王刘如意、汉昭帝刘弗陵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皇帝用“类己”这样的字眼评价一个皇子时，往往就是在准备立其为储的时候。
然而反观唐太宗是怎么对待李恪的，在说完李恪“英果类我”后立储失败，唐太宗却一点都没为被推上火架岌岌可危的李恪考虑，而是照常疼爱其他的孩子。就在欲立李恪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显然是彻底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
而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还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
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晋文帝司马昭病重时用陈思王曹植的例子来告诫太子司马炎，让他日后不要为难自己的弟弟司马攸;唐太宗自己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
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唐太宗以“英果类我”的理由提名李恪为太子，并非是真的要立李恪，而是想让大家把目光从太子李治以及争夺皇位的同胞兄弟身上，转移到李恪这个庶长子身上(唐太宗第二子李宽早夭，第三子李恪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庶长子)。
从各处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明确，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失败后，唐太宗的最高指导思想就是如何能够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至于这三个儿子之外的其他皇子，都不在唐太宗担心的范围之内。
《旧唐书·李泰列传》：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这话乍一看很有道理，然而却没有考虑到人心天生长得就是偏的，唐太宗更不是什么阳光普照大地的圣人圣父，就只是个普通人，会对自己钟爱的儿子有所偏心偏爱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