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人世间最火的一段话(梁晓声的简介)

  2022年度文化人物梁晓声

  获奖理由

  他的作品感动过不止一代中国读者,他的笔,为亲眼见证过的世间悲喜和沉默苍生作传,绝不回避所有的苦难与丑恶,但更浓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迈的旋律。

  从1982年在《北方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算起,梁晓声已经写了整整四十年。虽然这个周年性的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仪式举行,但刚刚过去的2022似乎还是于冥冥中有着些许意义。

  年初,根据他的长篇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剧集播出,创下近8年来CCTV-1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新高,总观众规模3.71亿人。在同年颁发的金鹰奖和华鼎奖上,该剧包揽了诸多奖项,成为最大赢家。迪士尼还买下了其海外发行权,是近年来国产剧集少有的破圈之作。年中,话剧版《人世间》也在北京首演,并于其后半年全国巡演了50余场。

  这一年,梁晓声还出版了两部新的长篇,一部是39万字的《中文桃李》,一部是45万字的《父父子子》。算上两年前的《我和我的命》,三年时间里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又作出了百万字的贡献。这些文字全部是用铅笔在稿纸上一笔一划手写而成的,因为常年伏案导致的颈椎病和腰椎病,每次写作他都要戴着颈托和护腰在一块定制的写字板上进行。

  早年时,梁晓声以知青文学斐然,一度凭借小说及衍生的影视作品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力。如今虽年过古稀,他不仅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反而正在显露出一种老当益壮的劲头。

  然而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梁晓声却表示自己也许要彻底放下手中的笔了。“客观上来说,我几乎是不可能再写出那么厚的一本书了,我已经73岁了,写作对我来说确实很累。还有一点就是,再写下去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之所以继续写作,是因为觉得还有一点憾事。(《父父子子》)这本书交稿之后,我就觉得憾事越来越少,没有自己认为不写就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了。以后确实可能就不写了。”

  梁晓声说,未来他会最小程度地参加活动,最小程度地抛头露面,希望自己的名字越来越少地在网络上出现,最后慢慢淡出公众视野——“要进入一个更像是安度晚年的老人的状态。”

  一次又一次地叩问自己

  本来,写完《中文桃李》时,封笔的念头就已经浮现在梁晓声心头了。“《人世间》之后,最先出版的是《我和我的命》,然后是《中文桃李》。这两个作品都是在我头脑中酝酿时间比较长的,写起来也相对顺手一些,接近水到渠成的一个状态。《父父子子》是完全突生出来的创作想法,本来是打算休息的。”

  想法的突生源自故乡哈尔滨寄来的一本书——七八百页厚的编年志《哈尔滨市大事记》,随意翻看的过程中,1936年前后关于哈尔滨各界抗日的内容一下子吸引住了梁晓声。尽管作为一部文献资料,书中的叙述只是简练的事件梗概,梁晓声却依然受到很大冲击,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年代。他当即决定,自己应该把历史的这一页文学化地呈现一遍。

  “作为一个作家,我笔下没有写过民族的英雄人物们,哪怕是很短的文字,尽管我已经写了两千几百万字。”此前的写作生涯中,梁晓声一直以现实主义著称,他的视角始终对准的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底层人物和日常生活,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起伏和亲眼见证过的世间悲喜。遥远的历史或者非凡的传奇非他所长,也不尽符合他的文学关怀与理想。但这一次,他无法抑制创作冲动,不是为了挑战自我,而是基于感动,以及对于历史的致敬和自身的反思。

  “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在梁晓声看来,通常的历史叙事是不够全面的,忽略和丢失了珍贵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当这类题材被开发到一定程度后,会陷入抗日神剧和大同小异的谍战泥沼之中。他想借由自己的努力,尝试做出改变。与此同时,他也不打算将精力过多地投放在构筑跌宕曲折的情节上,而是着力于对人物的刻画与挖掘。“这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写的时候,我尽量地去理解他们。”

  创作的过程,不断进行着调整。初稿完成后,梁晓声又花了四个月时间从头到尾进行了一遍删改,将近1/4的内容被推翻重写。最终,一个贯穿五十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如波澜壮阔的画卷般展开,在抗战、内战、抗美援朝和开垦北大荒等背景之上奏出了一曲悲欢离合的命运之歌。故事发生的空间,除了仍旧是那片熟悉的东北大地,梁晓声还第一次将笔墨扩展到海外,描绘了纽约唐人街的华侨世界。

  梁晓声说,写作中自己一直试图接近人物的人生,这既是他始终秉持的创作态度和理念,更是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叩问”过程:“假如我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会不会那样去做?如果不抗争也能生活下去,还要为了民族和国家出生入死吗?我自己的回答差不多是我没有这种能力。这需要牺牲精神,而我给自己的结论是几乎不具备这种牺牲精神。”

  因此,虽然耗费了极大心血,力求完满,梁晓声依然觉得自己交出的作品是留有遗憾的:“无论我的笔怎样写,其实都和现实中那些人物所付出的牺牲有很大差距。我们的笔力在表现他们的理想担当的时候,其实是不够的。”

  不甚满意的另一个原因,还是来自年岁的无可奈何。作为梁晓声作品序列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作品,《父父子子》没有以相匹配的体量来承载,即使成书有557页,已不算单薄。梁晓声对此非常清楚,因为这实际上是他有意变通的结果,小说在叙事上采取了不断切换视角的方式,以便在不破坏流畅和完整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篇幅。

  “差不多要写到100万字左右,我个人觉得才能够把我愿望中的状态写好。但是我的身体担不起这样的爬格子劳动了。”

  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

  尽管《父父子子》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但不意味着它与梁晓声一直以来的书写岔路而行。从前,他笔下的角色虽然平凡甚至卑微,却无一例外地拥有着纯洁、善良、坚韧和正义的道德追求与精神力量。这也是他在文坛甫一登场,便彰显出的风格独特的文学气质。

  1980年代初,刚刚从苦闷和喑默中走出的中国文学,诞生了大量舔舐伤痕和反思悲剧的作品。这当然是一种宝贵的新生,却也不免显得有些感伤、颓丧和沉重。梁晓声的小说则提供了另一种观照:在勇于批判的同时,通过一个个热血儿女召唤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的笔端,绝不回避所有的苦难与丑恶,但更浓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迈的旋律。

  “文学不是把寻常生活中大家都经受的不中意的状态,夸大描摹成苦难,那是对苦难两个字的贬化。”梁晓声说,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一样经历过贫穷与无助,但那不能构成他理解中的苦难。对比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人们,轻言苦难只是一种自我想象,更是一种愚昧。“文学不是替自己诉苦的,要诉苦也是替别人。”

  “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苦人儿,这成了一个写和读的默契,而且似乎写得越苦才越好。”梁晓声曾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一种“好人文化”的缺失症候,认为我们的文学作品缺少那种讲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他最初的写作正是对其时文学状况的背反:“我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苦人儿,而是有思想的、有强烈的不被那个时代所左右的自觉。无论写《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我更在意的,其实都是写在特殊年代有一些知青——哪怕他们少到极少——身上呈现出来的不被共性表现所裹挟的个性。”

  梁晓声说,他对个性的书写可以用“顽固”来形容,哪怕这种个性可能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会竭力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情感。总有声音在说,这不可能,我不是那样的、我周围的人不是那样的,因此你笔下的这些个性的青年形象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是存在的。我就是这样的,要知道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档案里都有‘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样的鉴定。”

  即使人到中年,这种个性仍旧在他的身上活跃着。回顾梁晓声的写作经历可以清晰地发现,中间有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他很少出产小说,而是更多地投入杂文,谠言不公、直议现实,出版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忐忑的中国人》等一系列作品。那些年,小说家梁晓声仿佛暂时退场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

  说起那一阶段的转向,梁晓声为《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缘由:“当时是一个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时期,你很难通过一篇小说表达出直接感受,而且谋划一篇小说然后递出去,最快也得四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发出来,已经时过境迁了。(所以)面对着那样的社会现实,要快速、直接表达态度的想法很强烈,像鲁迅先生那样不断写杂文成为那一时期我的主要冲动。这种冲动压过了写小说的冲动。”

  实际上,彼时的梁晓声生活已趋于稳定,文学带来的声誉和收益基本让他脱离了许多人在时代演进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他的秉直,源自与生俱来的性格,也源自对身边人及众生的同情:“(压力)会在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家庭生活中呈现出来,他们都下岗了”,更源自少年时接受过的文学滋养——他曾在托尔斯泰、雨果、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肖洛霍夫、巴尔扎克等等作家的笔下,读到了超越个体的表达,读到了胸怀苍生的博爱与悲悯。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丹科》:一族人迷失在黑夜的森林里,英俊勇敢的青年丹科自告奋勇给人们带路,被黑暗绝望所折磨的人们却因此责怪他。为了拯救他们,丹科取出自己的心,照亮前路,领着人们走到自由之境而倒下,他燃烧的心被毫不在意的族人踩过,落成一地的星星。

  “作家不应该是当‘我’郁闷了才来写《郁闷的中国人》,当‘我’觉得生活不安定了才写《忐忑的中国人》。作家是你即使是贵族,也应该感受到别人的郁闷和忐忑。”言谈至此,说话始终不疾不徐的梁晓声,语气铿锵而坚定:“一个作家,在这一点上不能超越自己的话,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

  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

  以杂文为抗争的梁晓声,效法的是鲁迅。而一生以笔为枪的鲁迅,最后的句号是一部《故事新编》,在这本戏谑而荒诞的集子中,有他一以贯之的透视与解剖,也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的况味。好在,梁晓声要幸运得多。

  “鲁迅一直到死的时候,他的眼里丝毫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他对于中国的前途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我所经历的和鲁迅不同,我看到了变化,看到了还有继续向好的后力。”见证着现实一点点的改变,梁晓声的心情渐趋平静。于是,他决定回归小说,他要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

  “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A城吧,20世纪50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它出现了,不,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共乐区。”2010 年,梁晓声开始酝酿一部名为《共乐区的儿女们》的长篇,三年之后,他正式动笔写下了开头。

  小说讲述了一个工人家庭的三个孩子的成长和际遇,以及他们生活过的城市、街区、工厂与山村里的众生与变迁。故事开始于1972年,结束于2016年,与梁晓声的人生完全重合,在人物的经历和情感中,也有着他和亲人们真实的影子。梁晓声说,他想通过这部作品弥补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他总觉得要用文字致敬一下他们那一代工人。并且在他19岁下乡以后,家庭重担只靠四弟一力承担,而像四弟一样当年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家庭的青年们,在中国的文学、戏剧、影视中几乎是缺失的,他想为这沉默的一代留下一份记录。

  三易其稿,近万页稿纸,五年时间里梁晓声完成了三卷本共115万字。这是他所有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写得最辛苦的一次。他的指甲写到扭曲,后来呈半脱落状态,脑袋上“鬼剃头”一般地掉发,到最后连手也不听使唤了。责编在手稿中发现,第一卷的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第二卷时开始慢慢胀开,到第三卷字里行间已经拳打脚踢了。

  “写作实际上随着不同的年龄会有一些追求上的变化。最初的时候谁不是从名利那个阶段过来的,中年以后你就要面对文学怎么回事、文学有什么意义,写到老了,短篇奖得过了、中篇奖得过了,这个时候再要为名写作就变得为名所累,变得非常可笑。”用力如此,梁晓声依然无意于讲述一个取悦的讨好的故事,他更在乎的是“影响世道人心”,他想告诉如今的年轻人,他们的父辈是怎样一路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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