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怎么念(宋徽宗是明君还是昏君)

  宋徽宗赵佶,号宣和主人,宋朝的第八位皇帝,书画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逝的时候,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太后向氏则于同月立赵佶为帝,次年改年号“建中靖国”。

  解读宋徽宗变法,在传统学术界一般将其定性为:对前任变法的“罢黜”。其实,这一时期并非“另起篇章”,而是对前任的一种“另类接盘”。

  那么,为何对宋徽宗变法的解读更多偏向于负面,大概与这位皇帝启用的大臣有很大关系,甚至,还与他的个人爱好扯上了联系。这不免带有浓烈的“道德”审视色彩,而这,也是他那时面临的一种情况。后人评价,其父亲(宋神宗)变法过于激进,客观地说,应该是他对结果的期待过高,过于理想化。

  而这,必然会将一些暗藏的矛盾挑破、激化。

  其中,有一个表象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拉锯战,亦或说“党争”。然而,徽宗继位之后,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真谛”,这一切并非为了国家,而纯是为了个人私心。于是,他的“驭国、驭臣”理念形成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就很好了。

  只要政事无失误,大家发挥各自才能,天下即会太平。

  但是,他臣子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和他同步,而是将前面的变法思想更加“高度提炼”了。若说前面是“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到了他这里,便上升到了“圣人之治”。既然思想认识的核心发生了“迁移”,那么,作用的结果,就成了一种“政治肃清”,而非之前的理想目标,一切开始围绕着“政治形象”建设。

  这也是后人会困惑的地方,而这时期的士大夫们,已经有了自己最基础的“思想意识”。前期的系列变法,其实,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验证”,更为政治建设提出了各自的“口号”。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但是,变法的结果却是“不尽人意”,他们惟有选择“改道”,在后人看来,这就显得非常“反叛”。

  臣子们的内心向往一个理想的“圣君”统治时代,但是,宋徽宗他本人,却只想要一个天下太平。那么,如何“平息”各党派为了“理想”而无止境的争斗呢?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让自己成为臣子们眼中的“理想”,当然,这不是“真”的,只是一种“形象”。

  至少,在“视觉”上给予这帮士大夫一个支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努力并非白白付出。

  分析下宋神宗变法时期的社会现状,社会危机已然有了“一触待发”的痕迹,这带来的就是“政治危机”。

  尽管,到了他这里,宋朝并未崩盘,但是,如果不做调整,结果,就走进了死胡同。至于后来南宋的新政体格局,应该是借鉴了前人,希望走一条新路而避免失败,不应该算作完全的另起炉灶,毕竟,班底还是那些人。这一时期,在变法事件的过程中,至始至终都伴随着一个“主题”。

  那就是:士大夫对皇帝的“高要求”,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圣君。当然,这背后是有原因的,北宋中叶,儒学再度复兴,皇帝势必要成为天下的榜样。这并非是对皇帝的“要求”,而是期望通过各种施政设想的实现,去“打造”出一位“圣君”。

  众所周知,变法很是波折,所以,这个“打造”就“搁浅”了,到了宋徽宗时期,这帮士大夫依旧没有放弃。不过,这一位倒是非常配合,既然做“实事”无法实现你们的理想,那就换个思路,咱“塑造”“圣君”。

  那么,宋徽宗是如何做的呢?

  这位皇帝尊信道教,于是:有人就说,他从这道教获得了灵感,让自己变得“神秘”、“神话”,具有了“神”的色彩。惟有他的“墨宝”,让人意识到,他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其实,他只是恪守了他上任时的“感言”——清静无为。

  以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和政事保持着不亲不疏的关系,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想法,这才能维持了他的“神秘感”,进而让人不自主地对他“膜拜”。那么,这就自然延伸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皇帝的权力是被架空了,还是得到了加强了?

  宋代和其他朝代还不太一样,皇帝比较“民主”,所以,看似他们的权力被架空了。也因为,宋徽宗很是放纵他的臣子们,这也是他被后人痛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从他选拔“人才”的角度去看,他手中的权力却始终握得很紧。宋徽宗酷爱书法绘画,甚至,以此来作为选人才的标准。

  如果,宋徽宗没有话语权,那么,些士大夫是不会让出位置,给一些只会画画的人。

  后来,虽然宋徽宗被骂得很惨,但是,如果客观的分析他的“驭臣”策略,还是可见他的一些智慧。只是,只想“清静无为”的君主,势必只会以“妥协”来换取安宁,就如他在大敌当前传位一样。而这样的表面文章,只会博得一时美名,换来的却是千秋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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