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故事梗概(玩偶之家创作背景)

  西蒙娜·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

  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让女主角娜拉摆脱了被社会所定义的“女人”身份,重新回归到了“人”的角色中。

  一、《玩偶之家》的简介与时代背景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表面上备受丈夫海尔茂的宠爱,但实际上,她对丈夫而言,一直是一个被疼爱、被消遣的“玩偶”。

  可看似柔弱无能的娜拉,也有勇敢的一面。当丈夫海尔茂得了重病之后,即使海尔茂警告娜拉不许借钱,可娜拉还是为了拯救丈夫的性命,决定瞒着丈夫私自向别人借钱治病。

  令她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挪威当时的法律规定女人没有男人的同意,不能单独借钱,所以,娜拉伪造了自己父亲的签名,才躲过了这次危机。

  因为一次偶然的原因,那位贷款人声称要揭发娜拉的违法行为。

  得知了真相的海尔茂,收起了平时的甜言蜜语,直骂娜拉“你这坏东西”“下贱女人”。

  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贷款人突然决定不再追究此事。而此刻的海尔茂,立刻改变了自己的嘴脸,又开始像平时那样哄娜拉开心。

  不过,娜拉已经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于是,她不顾丈夫的苦苦挽留,毅然地选择了离家出走。

  正因如此,《玩偶之家》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对于当时的欧洲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对此,易卜生本人曾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写“人”的诗人,而非为女性鸣不平的社会哲学家。他说:“我必须婉拒自己曾为妇女努力争取权利这一殊荣。”

  也许,易卜生的本意并非提高妇女地位,但是,作品的意义并非由作者本人定义,而是由千万读者赋予的。作为读者,我们的确可以从《玩偶之家》中,看到有关女性问题的内容。

  而且,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时,正值挪威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身为当时的剧作家难免会受到影响。

  在19世纪中旬,卡米拉·科莱特发表了《职员的女儿们》,这一作品对于挪威当时的女性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卡米拉还为促进妇女解放运动,在各地进行演讲。

  1877年,卡米拉与易卜生在德国慕尼黑进行了会晤。在1889年,易卜生曾写信给卡米拉:“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经有许多年了。”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虽然易卜生本无意为女性发声,但是他却在不经意间借由娜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

  二、早期的娜拉:为了受宠,心甘情愿做着丈夫的玩偶

  娜拉在觉醒之前,是个十足的“玩偶”。

  在海尔茂的口中,娜拉是“乱花钱的孩子”“不懂事的小孩子” “可怜的小东西”,甚至还是“我的小松鼠儿”“我的小鸟儿”。

  结婚八年以来,丈夫海尔茂都像哄小孩一样,和娜拉对话,他从来没有和娜拉谈过一次正经事。

  虽然娜拉看似打点着家里的一切,但是所有事情其实都是按照海尔茂的意思安排的。小到不能吃杏仁饼等甜食,大到花钱不能大手笔,不能借钱举债。

  不仅仅是海尔茂把娜拉当玩偶,连娜拉本人都在主动充当着玩偶的角色。

  娜拉深知求丈夫办事,只能取悦丈夫,于是,她情愿化身为“小松鼠”“小鸟儿”讨丈夫欢心。

  娜拉也知道,自己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年轻貌美的基础之上。对娜拉而言,她认为自己冒险为丈夫借钱治病,对于丈夫来说是一种恩惠,她猜想丈夫会感激她的付出。

  但是,娜拉并不打算现在就向丈夫和盘托出,她决定等到自己人老珠黄,等到丈夫不再这么爱自己以后,再告诉丈夫自己所做出的伟大牺牲。

  她希望借此延迟自己魅力的保质期,让丈夫继续爱着她。

  早期的娜拉,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一个缩影。

  女性在丈夫眼中,并非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妻子,而是次居他之下的“第二性”,是毫无能力的,需要受到丈夫保护的对象。

  她们在家庭中是一只等待别人投喂的小鸟儿,而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是终身被锁在笼子里。

  最可悲的一点是,当时的女性接受了男性对她们的定义,自觉扮演着“第二性”的角色。

  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

  那个时代的多数女性不是不明白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但是她们更加明白倘若没了丈夫的宠爱,就没人向她们“投食”。

  于是,她们心甘情愿地做着美丽而文雅的“家畜”,将自己降为“第二性”去哄丈夫开心。

  那些活得清醒的女性还懂得“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的道理,所以,她们不仅得是一只逗人玩乐的小鸟,还得是一只爱漂亮的金丝雀。

  相对幸运的女性,会因为获得丈夫的疼爱,而暂时忽视了她们所处的牢笼,前期的娜拉就是这样。

  但在看到了丈夫的大转变后,娜拉不得不认清残忍的现实。

  三、后期的娜拉:爱情幻灭,为摆脱玩偶地位而出走

  海尔茂的无情让娜拉从看似温柔缱绻的爱情中惊醒,自己所仰赖的丈夫并不会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保护自己。

  海尔茂之前常常对娜拉夸下海口:“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信以为真的娜拉,也曾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可幻想归幻想,娜拉绝对不会让心爱的丈夫为她冒险。她早已经准备好,以死亡来结束这一切,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丈夫的声誉。

  但是,这个爱丈夫胜过爱自己的女人,终究是太天真了,当她准备一死了之时,海尔茂露出了他自私自利的真面目。

  本来承诺为娜拉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海尔茂,现在口口声声指责娜拉毁了他的声誉和前途。

  心灰意冷的娜拉,在经历了爱情的幻灭后,决定离家出走。

  她不再甘心做着丈夫的玩偶,因为她明白了即使将自己降为“第二性”,也无法换来丈夫真正的庇护和宠爱,既然如此,不如直接争取作为人的权利。

  娜拉的婚姻悲剧,是当时的多数女性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因为诸多原因,女性只能将自己的希望与未来寄托在男性身上。

  极少数女性能够幸运地遇到她心目中的英雄,他会为她担起所有负担与责任,而她只需要做好被拯救、被保护的角色。

  而多数不幸的女性,难以判断自己将托付终生的人究竟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还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很难自食其力,所以,选择丈夫的风险成了她们所必须承受的一件事情。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在当时的年代,女性与男性从小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女性的人生中,注定会因为少了一份“独立”,而多了一份“风险”。

  当我们看到了出走的娜拉时,在那个时代,还有千万个留在家中的“娜拉”。

  在我们看不见的阴影里,有无数女性强忍着泪水,做着家庭里的玩偶。

  四、《玩偶之家》给我们的启示:破除关于两性的刻板观念

  在当时,女性之所以会沦为家中的玩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性负责貌美如花。男性是独立的象征,女性是脆弱的代表。

  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独立”“干正经事”是男人的标配,与女人无关。

  大多女性只能小心翼翼地活在那个社会为她们所划定的身份中,她在家里的一切权利、话语权,全部来自于她在丈夫面前的示弱。

  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说的那样:“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将温柔、脆弱、顺从这些特质定义为“女性气质”,将独立、勇敢、主动这些关键词归类于“男性气质”。

  然而,男性并非天生独立,女性也并非天生柔弱。两性之间,除了生理上的差异外,其他差异大多是后天教养的结果。

  一个生理上的女性,不是必须具备所谓的“女性气质”。

  虽然《玩偶之家》是一部年代久远的戏剧作品,但时至今日,有关男女刻板印象的观念却并非完全淡去。

  如今,仍然有一部分的人在嘲笑过于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和指责过于具备“男性气质”的女性。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到一位记者参加某次电影研讨会的感悟。

  在那次会议上,坐在前排的女性们声如洪钟,而落座于后排的男性则是纤眉细指,低声细语。

  那位记者表示,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非常痛苦。当他看到女性们漠视“女性气质”,男性们淡化“男性气质”的现象后,这位记者甚至用到了“异化”这个如此严重的字眼。

  的确,现代文明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玩偶”的身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热衷于用刻板的观念,把别人变成自己世界里的“提线玩偶”。

  当你遭遇“被玩偶化”的危机时,不妨像娜拉那样掷地有声地说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反抗,都将推着历史的年轮,走向更加平等、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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